初恋

初恋

——二零零六年——
    我试图忘记它，却把它记得更深。
    列车在初夏的铁道上奔驰，时速不快，尚可看清车外一大片向日葵田，向日葵好象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对着这边，间中掠过一个孤独的稻草人的身影。阳光照射在车厢里，我的视线里以极快的速度闪动明灭的光影，灰尘粒子在光明的空间中肆意漂浮，偶尔可见栖息在我的蓝色格子衬衫上。
    这个时段，车厢里只有我和对面一个戴着耳机听音乐的青年。他背靠着座椅，对窗外的景致不感兴趣，只管闭上眼睛，身体似乎随着韵律在轻微地晃动，脸上的神情表明他正陶醉在我所不能触摸的意境中。我听不到他所听的音乐，耳朵只传来车轮碾过铁轨的摩擦声，轰隆轰隆。
    离到达夕集镇还有一个小时。我打算趁这段时间看一会儿书。随身的行李并不多，书只带了一本。屠格涅夫的《初恋》。第一次看这本书是在十七岁的时候，以后也看了许多遍，但每一次重看，都是怀着第一次看的心情，眼泪和喜悦都是新的。
    书被塞在背囊的最底下，我伸手进去，在一大堆衣服的柔软中触摸到一个硬而冰凉的东西。那是好友泰文从南美秘鲁带回来的雕像，据他所言，有神奇的力量。但我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雕像的五官分辨不清，似人似兽，放在手心里也只有冰凉的感觉，没有让我漂浮在空中或者物品凭空移动。当然没有，什么神奇力量嘛。
    我遂想起了泰文前几日的下午和我的对话。
    “喂，哲仔。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他刚下飞机，风尘仆仆，喝掉半瓶矿泉水，双手在行李里翻找着什么。
    “请问。”我说，同时也在收拾行李。我的行李。
    “为什么叫做哲仔？你的名字叫哲平，应该叫做平仔更合情理不是吗？”
    我停下来想了想，他说的不无道理。“但是，第一次就这么叫了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    “说的也是。是你父母第一次这么叫的吗？”
    “不是。是一个女孩。”
    “哦。”泰文若有所思地说，眼睛向这边望过来，有点暧昧的目光，却没有挑明。他是一个不喜欢探讨别人隐私的人，正如我从来不问他多如衣服更替的女朋友，又或者他放在柜顶上那个加了锁的铁盒里面到底放了什么。
    “秘密。”他曾经这么说。但他把自己的秘密物质化，赫然地摆出来。每次到柜子拿点什么东西，我都忍不住望一眼柜顶的铁盒。铁盒里面是一处我无法窥探的空间，像潘朵拉的盒子，也许藏着美好的东西。
    然后泰文在行李里翻到秘鲁雕像，隔着一段距离扔过来，并就此谈起他在秘鲁印加遗址的遭遇。泰文喜欢到世界各处去旅行摄影，诸如马尔代夫的碧蓝海滩，非洲荒原，亚马逊雨林等等，尽是一些我只能在梦中幻想的地方。我跟他不同，他家世显赫，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，而我却得花时间去追逐金钱，结果两者都是离我很遥远的东西。
    “离开前，秘鲁朋友送了我这件雕像。”他终于转回正题，“听说有神奇的力量。”他说，一边走到客厅的鱼缸，探头去观察里面迂回游着的热带鱼。
    “什么神奇力量？不会是诅咒之类的吧？”我得问这个问题。
    “可以让你找到失去的东西。”
    “什么呀？”我似懂非懂，懒得再说。对于我而言，它只不过是一件平凡的雕像，木制的，或许某天会被我扔进角落，不再出现。
    我继续收拾行李。衬衫，长裤，袜子。领带想了想，还是夹塞进去。铁道员也应该佩戴领带的吧。我如此考虑。然后是书，当编辑时所拥有的一大堆书，涉及天文，地理，更多的是名家小说。我只带了屠格涅夫的《初恋》。
    “喂，辞掉出版社的工作后，要去哪里做铁道员？”泰文看腻热带鱼，回头问我。
    “东部一个小镇的车站。夕集。”
    “夕集。夕集。”泰文斟酌地重复两遍，脸上表情变得朦胧，“我以前去过那里。”他说，走过来，脸部现出渐渐清晰的微笑。
    “哦，什么时候？”
    “刚上大学那年，我去那里游玩摄影。很美丽的一个小镇。”他说。
    “恩，确实是。”我说，转头望了望窗外。正值午后三点钟，没有行人的街道持续岑寂着，有只小猫在墙头上酣然晒太阳，谁家的风车在缓缓地顺时针转动。“我以前也去过那里。”稍倾，我转过头说。
    “哦，什么时候？”泰文重复着我刚才的问题。
    “高中。我有两年在它隔邻的秋川镇就读。期间去过夕集一两次，的确是个很美丽的小镇。”
    “那秋川如何？”泰文问。短袖下的手臂搁在窗边的阳光中，有说不出的透明感。
    “也很美丽。”我说。
    泰文发出淡淡的鼻音，抬眼定定注视着我片刻，没说什么，只是笑着离开。他重新把翻出来的衣服叠好，一件件地放回行李里。所有的动作宛如电影回放，缓慢而细致。他打算下次去澳大利亚，和我同日出发。
    “喂。”泰文收拾好行李，又跟我搭话。只不过语气有些变化，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像晴天里下着蒙蒙细雨。“我想办个摄影展，请你帮我挑选一些照片。”
    “我吗？”我对摄影一窍不通，于是认真地看着他，观察他是否隐藏着开玩笑的神情。没有。他是用很郑重的语气跟我说。“只要挑你喜欢的就行。不过。”他略一停顿，转身指着柜顶的铁盒子说：“那里面的照片一定要展出。”
    原来那盒子里装着的是照片。我想。长久以来笼罩在我心间的什么终于散去，如同使用多年的水龙头一层层地脱落铁锈，只剩下裸露与光滑，流出来的水是清澈无染的。
    “等你回来后再把盒子里的照片拿出来也不迟。”我说。
    “这个当然。只是以防万一跟你交代一声罢了。”这次，他倒笑了。只是类似笑容的一抹唇线。
    恍然间，书已经翻过十几页，只是空翻的动作，并没有在看，因为我一直在想着和泰文的那个下午，注意力早就不在看书上。所以我把书翻回第一页重新看起。对面的青年在摆弄着播放器，似乎没电池了，稍倾他失望地叹口气，拔下耳塞，眼睛充满力气地环顾车厢。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显然我引不起他的兴趣，他干脆转过头去看窗外的景致。
    我一直看着书，直到列车在夕集车站停下。青年不下车，但因为我的离去他望过来的眼光里露出一丝寂寞的遗憾。离站的列车只载着一个孤独的人空荡荡地继续前行。
    我注视着列车的远去。有人在后面轻轻地拍两下我的肩膀。“哲仔。”有个声音说。
    我的心失去平衡地跳了一下。
    “哲仔。”那个声音继续说。我此刻才弄清楚，这是沧桑粗重的男人声音，跟多年前的那个声音完全不一样。但我的心跳还是乱了频率，在很深很遥远的心底一直乱起来。

在我至今的人生里，只有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叫我哲仔，亚步是一个，恒建先生是一个，以后也许还会出现另一个。至于恒建先生这样叫我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，他是我的上司，年龄跟我的父亲差不多，哲仔只是所谓长辈对晚辈的亲昵叫法。
    恒建先生带我去落脚的地方。一所老房子。老门，老窗，老信箱，连空气也是老旧得很，打开门便如放监的犯人汹涌而出，鼻子受了苦，我不禁小小打了个喷嗤。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在我来之前，应该是灰尘与蜘蛛的居所，我想得用一天的时间把这里打扫成我的领地。
    倒不是很差劲的房子，至少有一个小庭院，庭院里长着几簇翠绿的竹子，地上落满不知何年何月掉下来的枯叶，新的竹笋从腐败的泥土中探出稚嫩的头。恒建先生说房子已经十几年没人住了。电灯，水龙头之类也得重新修理。
    地址是三街十一号。以后我得步行十五分钟到夕集车站上班。
    今天晚上，恒建先生为我举行就职餐会。很简单的餐会，其实就两个人到街道的小饭馆喝一杯。没有更多的人，因为整个小站只有我们两个铁道员。“为什么想做铁道员？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干这行。嫌钱少，工作又无趣。”举杯之间，他突然这样问我。
    “唔。”我在苦恼地搜寻理由，找不出，惟有闷闷地喝酒。酒很淡，喝了一杯头脑还清醒，遂又把空的酒杯添满。“听说恒建先生你已经在这个车站干四十多年了。有这回事？”我转移话题问他，锅子里上腾的蒸汽稀薄而无力地试图隔远我们的距离。
    “呃。应该有这么久了吧。”他说。
    “打算一直干下去？”
    “我说哲仔。”他蓦地望紧我的脸，“人总有属于自己的地方。车站就是我一生的归属，我在这里结婚生子，看着一拨拨的孩子长大，到城里读大学。我热爱这个车站。”最后他总结似地说。
    这是一个真正的铁道员。我晚上临睡前一直这样想。望着挂在墙上的铁道员服装，我似乎又听到哪里传来列车行驶的声音，轰隆轰隆。
    翌日到街道的店铺找了个修理工来修理电灯水龙头之类的。一个四十五六光景的男人，身穿整洁的工作服，胡子刮得很干净。一边工作一边哼着不知名的老歌。我在院子里清除杂草和石子，干完后我坐在石阶观察着青石板缝隙中生长的几朵小花。黄色的花，正从沉重的大石头间冒出来，给我看到了一种莫名的令人振奋的东西。我心中便有了短时间的感慨。
    “喂，我说先生。”修理工从房里探出头来问我：“这个电话机要修吗？”他不知从何处找出一只黑色布满灰尘的老式电话机，线还连着，但他拨了拨，显然没有信号，喀嚓地挂回话筒。“坏掉了，还是买一个新的吧。现在没人会修这种老式的电话机。”他不等我的意见便擅自回答，又擅自把它放回原处。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我继续看花。
    吃晚饭的时候，我遇见了电话机。走过的时候脚碰到了它，跌出老远，只好把它拣回来，放在桌子上，用抹布狠狠地擦一圈。它把抹布弄得肮脏不堪，自己倒干净了，电话键码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把它扔掉，反而要把它擦干净。可能是想着把没用的东西当作摆设也好。
    于是，我又把泰文送给我的秘鲁雕像放在它的旁边。一样的想法。
    刚买回来的二手电视机没用一天便出了问题，画面模糊不清，电视剧里扭曲的人脸在用诡异可怕的声调说话。我只好关掉电视。没什么可做的。我又拿出屠格涅夫的《初恋》，接着上次的断点继续看下去。
    「“你非常爱我吗？”她终于问我。“真的吗？”」看到这里，我的视线倏忽停滞下来，用手指在这段纸面上缓慢地滑行。指肚的皮肤感觉到纸面上有凹处，谁写字的痕迹留了下来，而我这十几年来却一直没有发现。
    可怕的失误。我想，从桌子上找来铅笔，轻轻地把那段纸面涂黑。然后，痕迹清晰地呈现出来，像退潮后沙滩上的贝类，一连串的号码，是十五年前某人在不经意间留下的。亚步家的电话号码。我仍然记得她那时用书垫着，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写在纸条上给我，没想到却把痕迹遗留下来，穿过十五年的时光，重现在我的面前。
    思量甚久，我起身走到电话机边，按着书上的电话号码慢慢地拨动转盘。期间曾经犹豫片刻，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拨完。反正电话坏了，即使能拨通，也只是一个应该早已废弃的十多年前的电话号码而已。我心存侥幸地想。
    听筒里果然是一片空洞的岑寂，把我呼吸的声音也吸了进去。我等待五秒，正打算挂下话筒时，有个声音，实实在在地对我说：“喂，找哪位？”
    “恩，那个。”我慌了，会说话的神经突然绷断，不能再轻易言语。要疯了！我想，不是说电话机坏掉了吗？
    “喂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对方耐心地问，听声音是一个女孩，约莫正在上中学的年龄。
    “我要找亚步。”我横下心说。接下来我打算以打错电话这个理由解脱出来。
    “哦，我就是。”她竟然这么回答。
    我慌张而彻底地把话筒挂掉。同样的号码，同样的名字。一切宛如十五年前发生的故事。我知道这不是真的。不可能。即使亚步还在，应该跟我一样已经三十二岁了。
    那么是她的女儿？还是本人？不会是莫不相干的同名女孩吧？我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这次的遭遇毁了我一个夜晚的睡眠。

从那天以后，我一连几天都不敢碰电话机。它像一部散发着高压电的机器，看一眼都会悄悄地刺激着我的心。另一方面，车站的工作已渐渐熟习，恒建先生是个不错的师傅，教导人很有耐心，就是过于严肃，不太爱笑，有时候一个人对着空白的墙壁默然地思考事情，那种肃穆沉重的气氛使人觉得不可能想他所想。
    他仿佛在用薄而坚硬的膜包裹着自己，隔离了整个世界。
    恒建先生的家与我的寓所相邻一条街。房子和院子都很阔落，种满了绣球花。我有次去拜访，他执意送我一盆。
    “妻子去世后，花也没人照顾。”他说。我只好把花领回去，放在院子里。我其实也不太照顾花，偶尔想起才浇水，但那花却始终没枯萎。令人惊叹的生命力。
    关于恒建先生的事情，我多少知道一些。他的妻子在两年前去世，一身的病痛拖了十几年。曾经有个女儿，但在十五年前的火车出轨事故中丧生。如果没死，如今应该三十三岁了，比我大一年。
    “恒建先生真是个可怜的人。”我跟泰文提及恒建先生的事情，他然后这样对我说，略带感慨叹息。这是分别一周后我第一次和他通话。我一边抓着话筒，一边幻想着他也许正处于澳大利亚的荒原上，面前是一群以奇怪姿势奔跑的袋鼠。
    “袋鼠倒有很多，可是没有拍下来。”他说。
    “为什么？”
    “相机坏了。”
    我觉得这真是够逊的理由。难道泰文连买新相机的钱也没有吗？除非他父亲的公司频临破产了，或是在澳洲被人半路劫个精光。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    我于是问他有没有出事。
    “倒没有出什么事。我很好。”
    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    “这个恐怕还得一段时间。不过，摄影展的事情你得记住帮忙。”
    “等你回来再办也不迟。”
    “如果回不来你也得帮我办呀。”
    “这个当然。”我随口道。想想又觉得不对劲，什么叫做回不来？
    通话完毕，我把话筒放回去时又想起了亚步家的电话号码。再拨一次看看吧。我这样引诱自己说。手指已经不听使唤地拨通了那个号码，耳朵置于一片虚幻无声的空间。
    我等待着。
    “喂。喂。找谁？”五天不见的声音。
    我犹豫片刻才出声：“你是亚步吧？”
    “呃，我是。”
    “今年几岁？”
    “唔？”她对这个唐突的问题吃了一惊，“十七，正在上高一。”尔后她说。
    十七岁，显然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或者她的女儿。但这个女生跟亚步同名也让我颇感意外。我抿住唇角沉默一阵。对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请问你是谁？”
    “哦。”我想了想，如实相告：“我以为你是我的一个朋友。你的名字跟她一样。”
    “喔。”她说，“那真够奇妙的。”
    确实如此。我想。十五年前我曾经跟十七岁的亚步通电话，十五年后我居然还在跟另一个十七岁的亚步通电话。世事冥冥之中是个循环。我心里莫名的愉悦起来，生疏地激动。像丢弃在很久以前的一段感情，被我重新拣起来，用手擦去上面的灰尘，它轻微发亮。
    缘分就此开始。每到夜晚十一点，我便和这个亚步通电话。我告诉她我是铁道员，在此之前是出版社编辑。仅此而已。我从不表露自己的真名，也不问她的全名或者家庭地址。我是把她当作我认识的那个亚步来交谈。
    有一晚，亚步对我说起明天要从城里来一个转学生。她想跟他做朋友，却不知道如何做是好。我对此也毫无经验。两个人沉默地思考着同一问题。稍倾，她问我：“你的好朋友叫你什么？”
    “哲仔。”我说。
    “很好。”她发出笑声。“作为出版社编辑，你能为我推荐一本好看的书吗？”
    我就此思考起来。好看的书倒有很多，但我向她推荐了屠格涅夫的《初恋》，因为我只钟爱这一本。
    “呃？《初恋》呀。”她发出轻叹的语气。我似乎闻到哪里飘来青春的气息。

——一二零零五年——
    我在列车上凝视后方缓慢消逝的景致，房屋，麦田，电线杆，绿色岑寂的山脉，旧的景物过去，新的景物出现，如此反复，只在视野里做短暂的停留。而彷徨不安的心情则一直挥散不去。
    列车载着我将要去一个陌生的小镇，我在出发前才弄清楚它的名字。秋川镇。父亲的妹妹住在那里。他把我托付给她。实际上，是我执意如此。我想逃到一个地方躲起来，越远越好。
    三个星期前，母亲留下一张离婚协议书后不知所踪。那天早上她还帮我们准备了平常的早餐，弄脏的校服洗干净挂在阳台上，断了弦的吉他换了新弦。傍晚回来餐桌上摆着煮好的饭菜。人却不见了。房间里还留下许多证明她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证据，衣服，照片，杯子，牙刷，她走得一点都不干脆。
    然后我也离开了那个家。不想整天对着抽烟喝酒的父亲，而且我认为是因他母亲才出走的。虽然我实在找不出父亲有什么过失之处。母亲为什么要离开我们。我困惑了很久，最后把责任归咎到父亲身上。自己逃到一个叫做秋川镇的地方。
    下了列车，我到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罐绿茶，刚喝半口，被人从后拍了拍肩膀。“喂，哲仔。”一个女孩说，带着爽朗的笑声。
    我回过头。身后站着两个完全陌生的女孩。一个留乌黑过肩的长发，身穿蓝色连衣裙戴一顶传统古典的帽子。另一个头发没那么长，白T恤和短裤，脚上一双看似刚洗干净的洁白布鞋。正是这个女孩拍我的肩膀。
    “哲仔。”她又说一遍，仍然在笑。而另一个女孩则一言不发地看着我，眼光有些闪躲。
    “对不起，你们认错人了。我叫哲平，不是什么哲仔。”我说。
    “没错，没错。是哲平就没错。”女孩说，笑意更加明显，唇间的白齿露出半排。“你姑姑吩咐我们是来接你的。这个学期你转到我们班呢。我们是同学了。真好呀，哲仔！”说着，她得意地笑了笑。
    “我叫哲平。”我纠正她说。可她会错了意。“哦，我叫亚步。”她说，又指了指身边的女孩：“她叫弘美。”
    “你好。”弘美向我点头示意，看了看我，目光稍纵即逝，嘴角有浅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。
    截然不同性格的两个女孩。我想。
    走出小车站，我发现这个小镇比我预想中的要好。干净的街道，闲逸的行人，每家每户都种着茂盛的大树，院墙上摆着青翠湛绿的盆栽。何处吹来的风夹带着绿的气息。天空的白云在缓慢地游动，在地面投下淡淡的影子。
    我们在车站外面的长椅坐下来。我继续喝着绿茶，和她们隔着一段距离。亚步却靠过身来问我：“喂，哲仔，喜欢看书吗？”
    奇怪的问题。我怔怔地望着她，闻到她头发散发出来的香味。“喜欢吧。”我不确定地说。
    “很好。”她笑了，从随身包里拿出一本用棕色书衣包装的书。书的右下角印着「春野书店」的名字。揭开书衣便看到《初恋》，作者是俄国的屠格涅夫。
    “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。”亚步肯定地对我说。我不置一语，打开书翻到某页。她又想起似的叫道：“啊，对了，给我家的电话号码你吧。”
    还没等我来得及婉拒，她已经夺过书，用便条纸垫在我翻开的页面写下了自家的号码。我只好连书带纸一起放进背囊里。
    “记得给我打电话喔。”把我领到姑姑家门前时，她嘱咐我道。
    我不作点头或摇头的动作，也不笑，反而看一眼旁边的弘美。她一路上根本没说过话，总是呃呃地附和着亚步。跟亚步比起来，弘美的活力，青春，激情什么的仿佛都被密封在一个黑暗的瓶子里，再扔进深不见底的海沟，永不见天日。

姑姑家十分欢迎我的到来，二楼的房间几天前已经布置好。书桌，衣柜，单人床等等一应俱全，连电话机也有。姑父说电话机是旧的，有点毛病，干脆放在我的房间里，也许派得上用场。
    果真如此。晚饭过后不久，房里的电话机就响了。姑姑说可能是亚步打来的。果然真是那家伙。我感觉自己被她缠上了。
    “哲仔，晚上好。”
    “晚上好。”我本想纠正她叫我哲平，但转念作罢。叫哲仔也不错。
    “现在到窗边来。”她几乎是命令的口吻，也不说为什么。我懒得问，照做了。窗外是一片宁静的景致，点点灯火，远处横卧着山脉的黑影，飞鸟在夜空中不留痕迹地掠过。我站在窗边吹着丝丝微风，等待着她的下一步指示。
    “啊，看到了！”她忽然提高声调。
    “什么呀？”
    “我看到你了。一清二楚呢。”
    我有些迷糊，少倾才意识到她可能正在某处注视着我的房间。我探头出去环顾四周，却根本找不出她身在何方。本来嘛，我不知道她家住在哪里。
    “这边。望山上的方向。”她在电话里指点我道。我遂把视线移向小山丘。山腰上零零疏疏座落着几户人家，隔得太远，我看不出亚步的房间。但我猜想她也不可能从那里看到我在干什么。
    “喂，看到了吗？”她在电话里说着。我忽然发现从其中一户人家的二楼射过来一束光，微弱的电筒光，在半路便夭折。但因为房间没开灯，光在黑暗的背景里一明一灭，像夜晚海边的灯塔，为迷途的人指明方向。
    “那是你的家？”我略加疑惑地问：“你怎么可能从那里望到我的房间。”
    “笨蛋，我用的是天文望远镜。”说完，她像小孩子一般咯咯地笑起来。
    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，她可以随时偷窥我的房间。正当我想对此抗议时，电话却无端地中断了。果然是一台有毛病的电话机。
    我被分到亚步的班上，班主任的姓名忘记了，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见的普通教师。教室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窗外对着不知名的大树，春天开满粉红小瓣的花，不时有花瓣飘落在翻开的课本上，留下淡淡的味道。
    同学们也是平凡的一群，跟城里的高中生模样差不多，只是面容行为间多了一份淳朴。混入其中，仿佛泥土中的一粒石子被投进清泉里，我渐渐变得干净。我的同桌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，样貌平凡，下颌有颗小痣，喜欢在课堂上看科幻小说，还喜欢对班里所有人的关系进行研究。譬如谁在暗恋谁，谁和谁在学习竞争。他对此一清二楚。
    除了同桌，亚步她们是和我走得最近的人。上学下学，课外活动，我们几乎都在一起。至于她们二人的脾性，我也渐渐熟悉。简而言之，一个活泼开朗，一个沉默内向。恰恰我和弘美基本属于同一类型的性格，所以每当亚步突发奇想地干些什么，我们从不发表意见，径直地陪着去做。因为这样，我们上学常常迟到，往往只是因为亚步在水闸逗留过久，或者在半路观察新奇的植物。
    七点半上课铃过后，学校就会关门。这对习惯迟到的我们毫无影响。亚步找到一处低矮的围墙，先让我爬上去，再把她们拉上去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赶回教室。我们经常如此，竟从未被老师发现。据说其他迟到的学生也经常爬这处围墙。有一次，我在那里遇到同桌，他在墙头上看了看我们，嘴角似笑非笑地轻扯一下，倏忽地翻过墙头。
    “我看亚步对你有意思。”这天上国文课时他对我说，忽然地从科幻小说里抬起脸，吓了我一跳。“而且弘美也好象对你有好感。不错嘛，三角恋呢。”他随即补上这句。
    “瞎编！”我说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只不过是我来秋川镇的一个月后。我刚刚熟悉这个小镇，包括街道，人们，商店，或者其它的什么。因为每天放学后亚步和弘美总带着我在镇里闲逛，三人形影不离，难免引起别人的误会。

说实话，我不太喜欢和女孩子混在一块，有种手脚被缚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莫名而生，莫名消除，只经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。但又那么强烈，让我知道它曾经存在过，并且冲破了我心中的某块壁垒，有清新稚嫩的情感跟着溢了出来。
    那天，我们坐在春野书店门外的长椅上看着租来的书。天气很热，我们各拿着一枝冰棍。是亚步请我们吃的。她非常喜欢吮冰棍。可惜我和弘美都不太喜欢，又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好吃一半，任剩下的一半缓慢地融化，滴落在炽热的地面上，蒸发成不可见的空气。
    就在那时，亚步忽然问我：“喂，哲仔，《初恋》看完了么？”
    “哦，快了。”我支吾地回答。其实它被压在一大堆高中课本下，第一页尚未开启。
    “好看吗？如果好看的话我也想看。”
    我眯细眼睛看她，“你不是看过了吗？”
    “没有呀。”
    “那你怎么送我一本连自己也没看过的书？”
    “可是，另一个哲仔说它很好看。”她理直气壮地直起腰板，小脸蛋桀骜地迎着阳光。“人家可是看过许多书。”
    我更加糊涂。“另一个哲仔？”
    她似乎泄露了秘密似的慌忙用手捂住嘴巴，但很快放开，笑着说：“是呀。另一个哲仔。我经常晚上十一点跟他通电话。”
    “那你可真忙。”我说。亚步也经常晚上打电话给我，不请自来，谈许多的话题：琐碎家事，学校活动，花草培植。而每当我想对某一点发表意见的时候，电话机总是倏忽断线。真是该死的老电话！
    我们继续看书。其实书没看多少页，前面的情节也几乎忘了。我总得在亚步结束一个话题后，迅速地翻回去确定情节，然后她又开始新的话题。弘美倒是一直不出声地看书，我们谈完时她也把书看到了结尾。
    于是回家。半路上亚步被一个流鼻水晒得黑黝黝的小男孩叫走了。临走前她吩咐我要把弘美送回家。说是送，不过是弘美把我领到了她家门口。她家跟小镇上的住宅结构规模都差不多，二层式，夹在房屋群中间。我望着二楼想她不可能从那里见到我的房间吧。
    “哲平，再见。”弘美打开木门，走进去后回头对我说，浅浅地笑了笑。
    “哦，再见。”我说，看着她走进屋里关上门。
    刚才的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。即使我有说话的意图，也只是嘴唇干燥地动了动，声音随即重新落回喉咙里。我还不习惯跟弘美聊天。她是一个安分文静的人，跟亚步不同。亚步叫我哲仔，她却叫我哲平。再正经不过的叫法。
    那段时期里，我无从得知母亲的消息。她现在何方，将往何处，她所遇见的人或事情，我通通一概不知。父亲偶尔打电话来。姑姑和他谈一段时间，然后把话筒转交给我。我们彼此沉默不语，直至哪一方轻轻地挂掉了电话。这个时候，我仍然无法原谅父亲。